票据是商事活动繁荣发展的副产品。繁复的交易活动需要有效的信用工具来进行支付。从形式上看，中国清末变法之前几乎不存在有关票据的商事立法。即使是列入了票据法的《大清商律草案》，最终也没有颁行使用。但是，这并不表明在中国古代毫无票据商事规则。民众在各类商事活动中自发地确立了一系列规则。例如票据，虽无形式上的立法，但其在社会生活中早已被应用，相关的商事规则也在民间存续，这些规则主要表现为商事习惯。
汇票性质的汇兑工具
唐代的汇兑工具称为飞钱或便换。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宪宗以钱少，复禁用铜器。时商贾至京师，委钱诸道进奏院（藩镇在京师之官邸）、及诸军、诸使、富家，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飞钱，又便换。”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（元和六年二月制）茶商等，公私便换见钱，并须禁断。”
飞钱虽然以纸标价，却不是纸币。飞钱内写明其金额、发票人、受款人、付款人、付款地等项，由发票人交予受款人，同时由发票人另送一券与付款人。飞钱不在市面流通，必须到指定地点合券。“合券乃取之”表明两券是否照合是支付的主要依据，而不问求兑的人是谁。李埏和林文勋两位教授都认为，这种合券乃取的方法把信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，使“认票不认人”的信用票据树立起了它的权威，使飞钱在当时有可能成为信用支付工具。促进基于票据信用而发生的票据流转，仍是现代票据法的本质价值目标。
宋代取法于唐，沿用飞钱，或谓之便钱。宋太祖开宝三年（公元970年）特设便钱务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五《钱币》记载，“国初，取唐朝飞钱故事，许民入钱京师，于诸处州便换。先是，商人先经三司投牒，乃输左藏库，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。开宝三年，置便钱务。令商人入钱者，诣务陈牒，即日辇致左藏库，给以券，仍敕诸州：凡商人赍券至，当日给付，不得往滞，违者科罚。自是，毋复停滞。” 《宋史·食货志下二》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。
商人向“便钱务”纳付现金，请求发给兑换券“便钱”，商人持“便钱”到目的地向地方官府提示付款时，地方官府应当日付款。这种“便钱”类似现代的“见票即付”的汇票。严令诸州不得往滞的敕令使便换业务的信用得到了保证。
清代称此票据为会票，以此为业者，乃票号、票庄等。五口通商后，政府公文中开始使用“汇票”，而民间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，直到清末仍然沿用“会票”字样。
由康熙汇票观之，清代汇票有记名式及无记名式。前一种盖戳曰：“某某亲收”，且载：“人单两认”字样，盖为防止冒认起见。后一种，乃认票不认人，付款人得经对执票人付款，不负调查其是否有实质的权利。汇票又有即期票（即票）、定期票、注期汇票（迟期汇票）的区别。彼时汇票已有背书之制，汇票形成规格基本上具备现代银行商业票据的要求。
本票性质的信用工具
宋代的交子具有存单和本票的性质。根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宋仁宗天圣元年）记载：“初，蜀民以铁钱重，私为券，谓之交子，以便交易。富民十六户主之。”《宋史·食货志》《隆平集》均持此说。
交子同业各铺户（交子铺），连保作交子，其发票、兑换方式及形式，据《宋朝事实》卷一五《财用》，大略如次：“始，益州豪民十余万户，连保作交子。……同用一色纸印造，印文用屋木、人物。铺户押字，各自隐秘题号，朱墨间错，以为私记。书填贯，不限多少，收入人户见钱，便给交子。无远近行用，动及万百贯。街市交易，如将交子要取见钱，没贯割落三十文为利。”
交子铺收到人户的现款，则为发票人，填写金额，铺号押字，作为交子。交付于客户；客户要取现款，则将交子提示，每贯取利子三十文。各交子铺就交子的兑现负连保责任。
宋仁宗天圣元年，因发生争讼的信用问题，官府废私交子，而收为官营，官府设益州“交字务”。官交子的发行及兑现程序，据《宋朝事实》卷一五《财用》，大略如次：人户请求废交子时，交子务于官薄（薄历）及交子，各填写金额，仍写合同字号，加盖铜印，将交子交于人户。嗣后人户请求兑现时，将交子与官薄勘合，如字号符合则兑现，一贯取三十文为规费，仍回收交子，而将官薄毁抹。交子初步具有了类似无记名、见票即付的本票的功能。宋代又有会子及关子，此亦与交子同其性质。
支票性质的凭证
唐宋代的“贴”或“贴子”，相当于现代支票性质的凭证。《太平广记·定数》卷一四六引《唐逸史》有如下故事：隋末书生，欲携挚太原官库钱，有金甲人持戈，曰：“汝要钱，可索取尉迟公贴来，此是尉迟敬德钱也。”书生找打铁人尉迟敬德，向其乞钱五百贯，赐一贴；尉迟不得已，令书生执笔曰：“钱付某乙五百贯，具日月，署名于后。”书生既得贴，却至库中，复见金甲人呈之。金甲人令其系贴于梁上高处，取钱五百贯。
宋代亦有贴子。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记载：伍生与少年饮酒，少年取笔写贴付生曰：“持此贴于梳行郭家，取十千钱，与汝作业。”生遂持诣郭家取钱，郭如数与之。
以上两篇虽是故事，但关于“贴”或“帖子”的记载，应是当时的写实。如果这样，则唐宋代有此制，且其内容亦如上文所述。
唐宋专营钱币存放与借贷的机构称为柜坊。柜坊由邸店衍生出来，在唐玄宗开元初年（公元713年）已出现。柜坊经营的业务是受人寄付金钱或财物，收取一定的租金，为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。例如《能改斋漫录》述及的郭家，可能就是梳行街的柜坊。寄付人为支付他人金钱，以柜坊为付款人，发行贴或帖子，交与他人（受款人）。贴上面有付款数目，出贴日期，受款人姓名，出贴人署名。受款人将贴提示于付款人，而受领款项。付款人还保留书贴，以待异日核对。
中国古代的商事规则虽代远年湮，不尽齐备，但仍可以看到明显的传承性和进步性。飞钱、交子、会票等信用工具是我国古人用历史的指纹，印下的一个又一个信字。“合券乃取”“言不信者，行不果”等习惯相延之规约，是中华法治文明的宝贵遗产。商事立法欲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现实需要，应将民众这些自发的商事习惯吸纳到商事法规中来。考察和确认本土商事习惯的内容，是对继受域外法的有益补充，它有利于充分发挥商事主体的能动性，倡导诚实守信，增加社会财富，防范交易风险。
